“不法交易、死囚器官将一个敬畏生命与救死扶伤的事业带入了灰色地带，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渴望改革，国际社会也非常支持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爱心、奉献、慈悲、救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能为实现中国梦做出重大贡献。”

——黄洁夫

“推动器官移植合法透明，乃我的中国梦”

——中国医院协会会长、中国医院论坛主席黄洁夫教授访谈实录

文图/《中国医药科学》苏 暄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院协会会长黄洁夫现身之处，总会迅速成为火爆的“新闻现场”。

2014年8月16日上午，国家会议中心大会堂里，一场大型电视现场对话“战火正酣”，这是2014中国医院论坛的主论坛。论坛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主持，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中国工程院两位院士黎介寿和秦伯益、电视剧《心术》导演杨阳、著名哲学家周国平、资深媒体评论员石述思等特邀嘉宾分别从“医院、医生、医学”三个角度，深入探讨了医患之间如何增进理解、构建和谐，并各自发表看法，引发现场观众共鸣。论坛主席黄洁夫会长即席发表了“怎样才是实现了中国梦”的讲话。

“最近两天，媒体报道最多的两件事，一是湘潭妇幼保健院产妇死亡的事情，第二就是圈养活人做肾移植的事情，从不同方面深刻反映了我们今天论坛设定的主题——医学、医院和医生。”黄洁夫说，“刚刚台上对话的几位专家谈到了中国梦，我也谈谈我的看法。习近平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不是单纯讲我国的GDP要在世界上排第一，而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我国唐朝时期曾非常繁荣富强，国外很多国家至今还把中国人聚居的地方称为唐人街。唐朝国力强盛，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展和相当开放的一个时代，这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化影响了全世界。因此，当未来我国的文化能影响全世界的时候，才算是实现了中国梦。”

他展望说，当我们的医学中国梦实现之时，一定不会出现“圈养活人来做肾移植”，医生不会再涉足器官买卖，更不会让司法判决后获得的器官成为唯一的器官来源。到那时，我国公民自愿在身故后捐献遗体，将成为我国肾移植手术唯一的器官来源。每一个公民在面临死亡时，愿意把自己的遗体、器官捐献出来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当医学中国梦实现之时，一定是医生把患者当作亲人，所有的患者都得到医生尽心的服务；患者也把医生当作亲人，即使有的患者已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最想说的话是感谢医生；当医学中国梦实现之时，我们每一名医生都会感到有尊严，在工作中收获了幸福，每一天都是在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在8月16日下午举行的论坛开幕式上，黄洁夫会长表示，本次论坛以“医学、医院、医生——如何增进理解，构建和谐”为主题，上午的主论坛围绕大会主题“医学、医院、医生”进行了一次很好的电视对话，在这里，我们不但能听到医院管理者和医生的声音，还能听到来自作家、媒体、法律人士等社会各界的声音，大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难度，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和与会的很多领导和医院协会的成员们交流时，听到了他们对主论坛的肯定和赞扬，认为办得很生动。接下来我们还设有不同的分论坛，从不同的主题来关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我们在医学和医生工作中面临的很棘手的问题。

黄洁夫说：“作为医院协会的会长，让我吃惊的是，上午的参会人数达到了五六千之众。来自全国的医院管理者们在繁忙的管理和业务中愿意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论坛，一是因为论坛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二是体现了他们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决心。大家都想利用这很短的一两天时间，对医院管理和医疗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社会聚焦的问题交换意见，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目前的情况下，做好一个院长难度是很大的，既要带好医院的人才队伍，推动医院的发展，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问题，很多院长还是医疗战线上的业务骨干，希望媒体能多报道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

最近一段时间，作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的黄洁夫，率全国政协调研组赶赴很多省份，针对医改成果、精神卫生法的落实、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等主题进行了调研。他在论坛上表示，“我们过几天将到华西医院以及四川的很多医院进行调研，了解医学教育与医学人才培养的关系。每到一个地方调研，听到好消息，我们就会感到很振奋；而有时听到各地医改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挑战和困难，也会感到很沮丧。刘玉村院长强调医改要重视顶层设计和要有敢担当的领导，我赞同他的意见。”

那么，顶层设计是否全部要从最高层开始？黄洁夫指出，关于医改的顶层设计其实已经够多了，国家卫计委迄今已下发了100多个文件，也联合其他部委发过很多共同的文件。但究竟该怎样解决医改中面临的问题？我想用李克强总理讲的一句话来回答：要用中国的办法解决医改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具体来说，要用各个省的方法来解决全国的问题，用地级的方法解决省级的问题，用县级的方法解决地级的问题。只有根据地方和局部的情况，脚踏实地去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注重实事求是，才能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工作做好。

他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的顶层设计总原则实际上已阐述得很清楚。医改要怎么走？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要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忘记，现阶段我国整个医疗行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氛围里，如果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离开了医疗市场，单谈“管、卡、压、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市场和政府一个是“有形的手”，一个是“无形的手”，这两只手都要发挥作用，我们的医改才能真正成功。

他还谈到，当前我国医务工作者已达八九百万之众，通过这段时间的调研，我感到当务之急是——怎样把全国所有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调动和发挥出来？怎么实现以能力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出发点，突破单位、部门、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只有这样，医改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推动，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然一个文件套一个文件，还是停留在纸面上，不能真正起到作用。我国医疗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大家满怀热情来参加论坛，就是对医改的关心和交心的表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大闭幕式上对中外记者讲话中所强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党的奋斗目标和伟大的历史使命。把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作为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医院管理者崇高的历史使命，我们相信，医改面临的问题一定能逐步得到解决。

让器官捐献“晒在阳光下”

当前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已到了关键时刻，同时也是最充满希望的时刻，如何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器官捐献体系？如何将年轻一代的器官移植医生的历史责任感提至新的高度？

“在‘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下，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正在向法治化迈进，将成为被世界认可、受到国内人民欢迎的新事业。中国全体移植医生渴望改革、期盼法治，器官移植事业必将翻开全新的一页！”在8月17日举行的OPO（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建设与规范管理分论坛上，国家卫计委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主任黄洁夫鲜明地表示。

黄洁夫还介绍说，当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来源分为三类：首先是现在我国已在大力推进的公民身故后的器官捐献，其中包含了死囚捐献。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正因为有死囚器官的捐献才有器官移植的今天。对很多开展器官移植的医生而言，眼下对死囚器官的移植正处在一个十分难堪的状况。一方面，医生的天职要求他们尽力去拯救生命，很多患者正在等待器官救命。另一方面，不得不在非医疗卫生环境下去取这个器官，因此他们内心是十分矛盾的。我国有13亿人口，法治的建设和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而处在这一过程中的医生们陷入了不得已的状况，也由此提出了很多有关器官移植的伦理学问题。

“对我国器官移植以死囚器官为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很多全球组织都曾表示质疑。近年来我国的人权事业也在不断改善和进步，对刑罚的执行日趋严格。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同志明确告诉我们，我国对于死刑采取少用、慎用态度，未来将逐年减少、并逐步取消死刑。在这种态势下，我国的器官移植究竟该向哪个方向走？这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器官移植医生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黄洁夫坦言。

　◎重新洗牌，建器官分配共享体系

2005年，在马尼拉举行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时任原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代表原卫生部首次公开表明中国将改变将死囚器官作为唯一器官移植来源的状况。2006年3月，原卫生部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的管理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由政府部门出台的第一部关于器官移植的管理规定。当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器官移植管理峰会上，与会的医务工作者承诺不参与任何人体器官买卖及相关活动。2007年3月，规范器官移植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出台，并于当年5月1日起施行。

2011年我国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同时增添了买卖器官将判刑甚至判处死刑的规定，同时禁止给外国人开展器官移植获取利润，并在刑法中体现了捐献者的权限。自2010年起，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原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共同建造了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框架，探索建立公民身故后自愿捐献器官体系，同时，在这一框架下建立了心死亡、脑死亡和心脑死亡三类死亡标准，而这三类死亡标准既符合中国文化，也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

2013年，国家卫计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要求所有捐献器官必须按照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实现器官分配过程的公正、透明、可溯源。

2014年3月，国家卫计委对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工作进行顶层设计，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并拟定了相关政策。

   “我们不要统一的做法，而要有统一的精神和政策。要按市场配置、人民群众的需求，完成OPO联盟和器官移植中心的整合；要让老百姓相信器官捐献、分配和共享体系是干净、公正和透明的。我再次澄清一点，这一系统是由国家卫计委主导的，而不是香港大学。对所有器官的获取，我们要表示对生命的敬畏，对捐献者的奉献精神怀有崇敬之心。死囚也是公民，如自愿捐献身故后器官，应同样得到缅怀，其捐献的器官也应纳入国家统一的器官分配系统，自动分配给最需要的患者。对可能出现的医生人为操纵器官分配的问题，国家卫计委从2014年6月起已启动飞行检查。今后再出现医院、医生和个别司法机构及个人私下获取、分配、移植死囚器官的行为，将按非法买卖器官施以刑罚。”黄洁夫说。

 他还指出，2014年9月，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重新整合后，将在器官获取和分配体系中、特别是在人道主义救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既是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同时中国的文化也强调投桃报李，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他们选我做了本届基金会理事长，但始料不及的是，原来800万元的注册基金，现在账面上只有1000元，必须按法制规定处理好这些遗留问题，不能接过来就说这变成我的事情了。所有基金会人员要为老百姓服务，不能掺杂任何个人利益，基金会才能办得好，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们将向媒体显示一个公正、透明、阳光的基金会。”

黄洁夫表示，我国现有的165家具有资质的器官移植医院，都是器官获取组织（OPO），可依法依规获取器官，并开展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的移植手术，但目前仅约60家开展了公民身故后的器官捐献工作。国家卫计委于2013年11月出台措施，强制性执行国家关于器官获取和捐献的条例，要求在未来一年内，这165家有资质的医院开展公民身故后器官捐献，并使用卫计委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否则将被吊销移植执照；新申请移植资质的医院，将不允许再采用死囚器官做移植手术。同时建立人体器官移植评价与监管体系，对有资质的器官移植医院、医生的能力和技术水平，进行定期考核和评价。

自2013年2月25日我们在全国推开这项工作以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正以每个月近100例的速度发展，活体捐献与DCD（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的捐献已占到我国器官移植总量的一半。截至2014年8月14日，全国公民身故后自愿捐献器官2107例，获取捐献器官5787个；通过移植手术，挽救了5000多位患者的生命。4年多来，在探索建立公民身故后自愿捐献器官体系方面，广东省已完成了449例，湖南226例，浙江212例，广西184例，湖北171例，陕西152例，山东127例，河南121例，而上海和北京分别只完成了38例和37例。”

“随着中国法治化的改革进程，器官移植事业必将走向法治化，走向国际化。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将为世界移植事业的一员，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我们的良好形象。到2015年的5月份，中国将作为成员之一，在世界器官移植舞台上正式亮相。按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宗旨和国情，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必将走上符合世界伦理学要求的光明道路，年轻一代的器官移植医生也将在这条阳光大道上大步前进，这正是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在器官移植事业上的体现！”黄洁夫总结说，目前最发达国家的器官捐献率为百万分之四，2014年中国公民器官自愿捐献率预计将达到百万分之一。